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丌官嘉月
发表于: 2020-11-2 10:17:34 | 只看该作者 |正序浏览

中医原本远远超过西医,但在近几百年被西医反超了,原因何在?


首先,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:西方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中医,他们怎么活过来的?难道人家命硬?

如果说起西方的医术的话,在现代医学发展出来之前,西方医学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庸医的天下,他们的医生用的治疗方法今天听起来都非常荒谬:放血。
没错,放血。
据说华盛顿,就是因为得了个小病,医生给他放了一升的血,然后,挂了。
对了,西方还有一种很奇葩的治疗方法:水银。
据我所知,这种治疗方法,曾经治疗过梅毒。
所以啊,看起来中西方古代,都与愚昧无知的过去:我们吃水银(丹药),他们抹水银——只不过我们认为吃了水银可以长生不老,他们以为抹了水银可以治疗性病。
当然,从西方人没有中医的情况下,即便经历了可怕的黑死病,还依旧活了下来(实际上除了西方还有各个其他地方)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人类这种生物,和其他生物一样,本身对一些疾病有抵抗作用。
但是这种抵抗,不是个体抵抗,而是群体抵抗。也就是说,遇到某种重大疾病时,总有一些人(即便医疗条件很差)会活下来,而这些活下来的人,就会继续生子,延续人类这个族群的整体生命。
当然,必须注意的是,医疗条件很差的话,人们可能无法活很长时间,所以可能会造成20多岁就死了(孩子刚养大),这样子的话,就有可能无法进行隔代教育(爷爷辈教育孙子),这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验的传承。
但是不论怎么说,有西方活生生的例子(也就是在屎一样的医疗条件下西方人都没死绝),题主的问题就值得商榷了:
1、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西医的时候,是靠种族原本就有的群体抗病的特征,以及中国的医疗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活过来的。
2、没有中医的话,中国人或许会经历比较多的疾病伤亡,但是仅仅以这一个条件,不会造成中华文明的断代(当然,如果因为疾病产生战争,而导致灭国,那就另说了)
不过说到这里,我想先把中医放一放,聊聊西医。
我们刚才知道,现代医学之前的西医非常差,但是也就这一两百年,西医开始突飞猛进,从原本放血,抹水银(一段时间还用放射性元素美容,作死)这么用了死得快的“疗效”,发展到天的生物医学,分子医学,基因医学等等一整套体系,并且还发明了一整套的方法(例如大规模双盲对照试验),几百年发展成这么一套体系,并且治疗效果有目共睹(至少今天大家得病了大部分去医院治疗都是用的西医吧,先不管什么原因,至少证明了西医的有效性)
为什么西医可以这么快的发展起来,而且直到今天,我们看不到任何西医发展变缓慢的趋势,他们靠的什么?
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案例,我想,不论我们心中对我们的中医怎么看,是觉得博大精深还是徒有虚名,都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研究一下西医的发展原因,最差可以做到知己知彼,最好呢,说不定还可以师夷长技以医夷,对么?
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西方医学发展简要史:
1、约2500年前,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四体液紊乱导致疾病学说,认为疾病不是“外邪入侵人体”导致的,而与人体自身的紊乱相关,与巫医开始区分。但那时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。
2、约1800年前,古罗马帝国的盖伦继承并进一步丰富了四体液学说;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,他提出了他的血液耗散与循环学说,导致影响西方医疗1500多年的的“放血疗法”大行其道。
3、600年前,随着欧洲进入文艺复兴,宗教势力影响减弱,意大利解剖学家维萨里通过解剖人体,得以深入了解人体结构,并进一步提出对盖伦学说的质疑。
4、500年前,英国医生威廉·哈维提出封闭式“血液循环”的观点,否定了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。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。
此后人们对许多疾病的机制从形态学、流行病学甚至细胞水平都有了深入的认识,但是有效地治疗手段仍十分缺乏。医生的作用更多的是:诊断疾病、告诉患者疾病的预后、使用有限的药物缓解一些症状,以及适当的安慰。
5、150年前,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证明了病菌致病的原理,并创立的微生物学,使得针对病原菌的预防与消灭成为可能,从而大大降低了感染疾病、手术与分娩的死亡率。同时代微生物学家还有德国医学微生物家科赫。
6、100年来,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,合成化学药物用于治疗疾病,其中抗生素陆续被发现或制造,使得对微生物导致的各类感染性疾病能有效的控制,使得人类寿命大大延长。
7、50年前,物理学量子力学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。1953年,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,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,使疾病的认识、研究与治疗深入到分子层次。
8、本质上,从150年前开始,医学才算真正的与科学结合,使之在认识疾病与开发治疗方案的方法上,全面采用科学原理与方法论,成为“现代医学”,是最“年轻的科学”。
大家发现什么了么?没错,西方医学的变化,是从对西方过去的医学理论的否定开始的。尤其是500年前的英国医生威廉·哈维提出封闭式“血液循环”的观点,否定了1800年前的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。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。
而这个否定,不是杠精式的就认为盖伦不对——要知道1800年前基本上是我国的三国时代,说个不恰当例子,也就是华佗哪个时代,这意味着500年前的西医,要否定延续了1200多年的,和华佗一个时代(也可能是一个地位)的人物——而是基于之前的解剖学,发现人体的血液系统与盖伦所提出的理论不一致,所以在随后果断就否定了这套理论。
换句话说,西医的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理: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只要发现的实验和之前的理论不符,那就否定理论,然后建立新的理论。
这在今天看起来,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,并且西医直到今天,还是按照这套方法论在演进,可想而知,随着时间的推移,西医可以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。
我们能从中学点儿什么呢?
没错,如果我们遇到发现的实例和我们的医学理论不一致的时候,我们该怎么办?
恐怕这时候有些人就犯嘀咕了:按理说应该是实际案例不一样的时候,就修改理论啊,可是中医理论谁敢修改啊,那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,我们是炎黄子孙啊,改了中医理论,那中医还是中医吗?那我们岂不是背祖忘宗?
别急,我们站在西方500年前的那位医学家的角度,他会不会担心他的反对1800年前的盖伦老祖宗是背祖忘宗?他会不会担心如果不按照“自古以来”的四液体理论,血液理论,而是反对这个,那么西医是否还会是西医?会不会变成奇葩的医学?整个西方人还会不会是西方人?那会不会成了怪物?
当时会不会有西方人跳起来骂这位500年前的威廉·哈维医生:你有什么资格改我们用了1200年的医学?如果盖伦的医学理论有问题,那么这么多年我们西方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?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盖伦的医学,我们西方人就会绝种了!
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位威廉·哈维医生有没有这么样纠结过,有没有被整个西方社会质疑过,我们知道的是,这次否定之后,西方开始了一条“否定,否定之否定”的快速进阶之路,换句话说,如果威廉哈维医生知道是这样的结果,他很欣慰自己没有选错。
因为他的目的,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是西医,西医怎么样就不是西医,也不去纠结是否要厚古薄今,而是一个简单的目的:治病救人,医者仁心。不论什么医生,应该首先心怀的是这个理念,所以在这个基础上,与现实不符的,就应该被修正和摒弃,因为这是救人,不是玩政治,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必要,也没有资格在现实与并不相符的理论面前,选择站在理论这边。
换句话说,西方医学进步的很大因素,是两点:
1、并不先入为主的定义“什么是西医”,西医的特色都有什么,这是一个开放的状况,这意味着不画地为牢,只要什么东西效果好,就研究什么东西。
2、并不担心否定之前的理论,不管这个理论有多长时间,只要与现实实验不符,就可以否定(不迷信权威)。
问题来了,如果我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现冲突,我们会怎么办?
各位可以自己想象,我先介绍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:解剖后发现人体经络与过去理论不符的时候,我们是怎么做的。
发现这个问题的人,离我们今天不远,是1800年代的人,叫王清任。
这是一位医学家,也是一位解剖学家。
下面是他的故事:
嘉庆二年(1797),王清任至滦县稻地镇行医时,适逢流行“温疹痢症”,每**小儿百余,王冒染病之险,一连10多天,详细对照研究了30多具尸体内脏。他与古医书所绘的“脏腑图”相比较,发现古书中的记载多不相合。王为解除对古医书中说的小儿“五脏六腑,成而未全”的怀疑,嘉庆四年(1799)六月,在奉天行医时,闻听有1女犯将被判处剐刑(肢体割碎),他赶赴刑场,仔细观察,发现成人与小儿的脏腑结构大致相同。后又去北京、奉天等地多次观察尸体。并向恒敬(道光年间领兵官员,见过死人颇多)求教,明确了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。
王清任也曾多次做过“以畜较之,遂喂遂杀”的动物解剖实验。经过几十年的钻研,本着“非欲后人知我,亦不避后人罪我”,“唯愿医林中人,……临症有所遵循,不致南辕北辙”的愿望和态度,于道光十年(1830)即他逝世的前1年,著成《医林改错》一书(两卷)。(为了保证不是我杜撰的,上面这段文字是我粘贴互动百科的)
而这本书中,虽然由于他的时代限制有一些错误,但是确实提出了五脏六腑与古医术中的所载并不符合。
为什么王清任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呢?因为他发现古人关于五脏六腑的很多描述互相矛盾,而“著书不明脏腑,岂不是痴人说梦;治病不明脏腑,何异于盲子夜行。”,这是一位医者对自己,对行业负责任的态度,也是因为这个态度,他才敢冒着“数典忘祖”的风险,提出这个巨大问题。
历史是不是非常的相似?
600年前,西方的医生通过解剖发现人体与古籍有异,100年后,威廉医生在其基础上否定了古代的医学理论,开始了现代医学的萌芽时期。
300年前,我国的医学家王清任先生,也通过解剖发现了现实与理论不符的地方,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发现。
可是随后的故事,我们就没有西方这么幸运了。
按理说,如果发现了解剖的事实与古医术中不符,那就赶紧把古医术看看哪里错了,然后哪里错了改哪里,改了之后能用就继续用,不能用就赶紧研究新的——这毕竟是好事儿,毕竟我们有着这么多年的医学历史,就算研究新的,也肯定会很快,毕竟厚积薄发么。
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,王清任医生去世不到一百年,出了一个叫恽铁樵的人,他并没有核查,修改古医术中的这个问题,而是在《群经见智录》中提出了一个“息事宁人”的观点: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。
注意:这是中国医学史上,第一次承认自己的理论中的器官并不指现实中的人体器官,而这个时间,只是190年左右(恽铁樵1878年-1935年)。
也就是说,我们今天总说的“科学发现不了中医中的XX东西”,我们中医中的五脏六腑,并不是人体真正的五脏六腑之类的说法,并不是“自古以来”的医术里面讲的,而是距今不到两百年的一个人说的而已。
大概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存亡时期,所以中华的任何代表东西都不能出问题,所以大家都接受了这个说法。
但是大家注意,如果我们和西方的500年前的否定盖伦的时间相比,我们就会发现,我们和西方医学史,在同一类事件,做了完全不同的决定:
1、西方的决定是:发现理论与客观现实不符,修改理论以符合现实。
2、我们的决定是:发现理论与客观事实不符,修改理论以与现实无关。(抱歉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,但是自从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这种说法出现之后,中医的理论,就很难与现实作对照了,因为你任何发现都可以说中医XX,指的不是人体真实的XX)
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。
实际上我们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否定前人理论的事件,比如孙思邈否定了张仲景的五石散,李时珍做本草纲目的缘起也是觉得之前的医书中写的乱七八糟,所以自己干脆写一本拨乱反正,但是这些名家的否定前人的目的,以及努力的方向,都是让当时的医学现实与过去的理论不符合的时候,通过现实修改理论,让理论能更好的贴近现实,以为现实服务——不论新的理论是否完备,但是就从其基于现实否定理论,并且建立更贴合现实的理论来说,这个方法论是进步的。
但是恽铁樵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的说法,是让中医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隔阂,这意味着,以后中医的理论即便再能自圆其说,也没法与现实之间做严密的对应关系,这样一来,就会产生三个大问题:
1、中医理论失去了自我进步的一个强大契机:我们知道,任何科学理论(医学也算科学)的进步,大部分是由于现实的发现和理论之间产生了差别,然后人们研究这个差别,再次发现新的理论,来促使理论进步的——也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这里的上层建筑自然是中医理论。而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的提出,等于失去了现实这个对应的锚点,理论自然可以自圆其说,但是正因为理论可以自圆其说,而现实发现的与理论的差别就发生了模糊(即可以说是理论之XX,非现实之XX),自然也就失去了进步的机会——而且我们知道,任何现实与理论区别的发现,都等同于动了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的奶酪,所以在各方利益的驱使下,都会倾向于更加的让理论与现实之间“无关”来解决问题。也就是说,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。
2、中医将陷入讨论“什么是中医”的封闭循环——这句话可能比较难理解,我举一个反面例子,假如我们没有遇到西医,我们自己的医学正常发展,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,科学的发现,我们自己也会发现新的治疗方法,并且由于教育的兴起,我们会掌握更多的工具:数学,逻辑,归纳,演义,显微镜等等,这意味着我们也有可能出现某些化学合成药,手术,消毒方法,甚至从整个方法论层面提出“大规模双盲对照实验”,让我们的医学更进一步——但是我们的理论开始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时,我们就开始关注我们的“过去的医学理论了”(因为就想第一点一样,理论没有现实的指引,很难再更新),而基于过去的理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:基于过去的理论进行推演,这将导致我们能,且仅能靠过去的理论,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:
因为提出中医理论与实验发现的人体事实并无直接对照关系,所以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
因为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,所以中医要进步,就只能依靠过去的理论推演。
因为只能靠过去的理论推演,所以过去的理论必然神圣不可更改(否则你还怎么推演?)。
因为过去的理论神圣不可更改,所以随后发现的任何现实与中医过去理论的差别,都只有一种解释:继续加剧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无直接对应关系。
以上循环,不断往复,就必然出现一个结果:将中医模式化,固定化。也就是说,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固定思维:XX是中医,XX不是中医。(因为理论推演的根源只有过去的理论,没有新发现的差距)。
而我们知道,如果一种明明是治病救人的,与科学相关的理论,过于强调XX是中医,XX不是中医的时候,如果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,我们就会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,主动与其产生距离,并且如果这种新的治疗方法是外族人发现的,在民族自尊心,以及文化优越感的“诱惑”下,让我们继续和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保持距离。(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是强势文化,所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,我们自己内心中的文化优越感是很强的)
这意味着,当我们不断定义中医是什么的时候,讨论XX是中医,XX不是中医的时候,中医无形之中走入了一个“绝境”:当我们定义好XX是中医的时候,外族的新的治疗方法,并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时候,我们是否要学习?如果学习,意味着可能要和之前的理论不符,如果不学习,意味着我们必须靠自己原本的理论(而且是确定不能修改的理论)的基础上,演进中医。
很明显,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。
别的医学在发现新的治疗方案、医学理论,甚至整个医学体系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发现而发生“革命”,在这套方法论下,即便今天这个医学不怎么样,只要持之以恒,发展迅速,因为它靠的不仅仅是自己,还有整个世界。
而我们呢,缺了这么一块。
当然,我不知道中医界内部是否是按照我的这个推演在进行(我这是极端情况),但是我发现我们民间,有意无意的在往这方向走:
如果我们说中医不科学,得到的中医粉的答案往往是:中医所指的XX根本就不是你发现的那个XX,人家是五行中的XX。
如果我们说中医的某些东西无法用今天的技术去验证,得到的答案往往是:我们是自由体系的一套东西,和其他的体系(尤其是西医)并不是一套,自然不能用他们的体系去验证。
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了。
对以上的对话我不做谁对谁错的评价,我只想问的是,假以时日呢?
我们有了上一个五千年,那么往下再走个五千年呢?
西方的医学(其实应该叫现代医学),时刻期望着新的发现,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案来扩充自己,为此甚至不惜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寻找古老的治疗方案,并且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研究,让其效果更佳(比如屠嗷嗷的青蒿素诺贝尔奖),这是怎样的进步速度?很可能是复式增长。
而我们的中医呢?在不断的“正统中医”,“你们外人不懂”,“老祖宗的东西都被你们丢尽了”,“你知道中国人过去五千年考什么活下来的吗?”之类的争论中不断内耗,中医举步维艰:如果中医学习了世界上其他的医学方案,会不会面临着“这还是不是我们理论体系中的中医,这与我们的理论体系完全无关啊!”之类的质疑,但是如果中医不学习其他优秀的医学方案,很明显等于放弃了一次进步的机会。或许我们底子厚,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多,放弃一次两次没关系,但架不住未来五千年一直放弃啊!
当然,我这么说,并不是说中医不会进步,而是说,在“XX是中医”这种人为的画框架的前提条件下,我们的进步效率没那么高,而且是否真的进步了我们也不知道(因为与现实的连接并不紧密了)。
第三,中医会逐渐变成一个“名头很响,但是被礼貌性的束之高阁的学说”,人们不说信与不信,但是逐渐都转为西医的用户了。若干年后,成为了一个传说,一个只有叹息的传说。
人是现实的动物,不论故事里的神医多么牛逼,理论多么完备,在病这方面,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确切可以治疗的方案,这在“中西医”差别不大,甚至西医在某些病症上可能好一点的情况下,还会因为民族情绪,个人信仰,道听途说等随机选择中西医的话,那么如果真如前面所说,中医的进步速度比西医慢的情况下,若干年后,很可能出现人们口头上还是说中医是我国之瑰宝,民族之骄傲,但是在具体得病的时候,大概率会选择西医,这样一来,中医的生存空间会更小,一旦生存空间小,必然有一部分内部人士开始以民族大义向国家要政策或者资源,而以咱们过去的经验来看,很多行业一旦有了政策和资源,往往出现更加的不思进取,停滞不前的倾向。
这样,一个很难解的恶性循环就此诞生。
而在这个时候,提出将中医的理论进行革命,会更加难。因为国家提出政策支持的是中医,那么那时候所谓的理论革新(注意我用革新这个词已经很轻了,也有可能是全盘推翻,就像500年前西方人推翻他们之前的理论一样),必然会有很多人质疑“这种革新还算不算中医?”,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给资源的国家,也必然会来自于中医系统内部已经占有很多现有资源的势力(革新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丢失),如此一来,我们会发现,官方,系统内部,民间,都有意无意的在质疑这种革新,这样一来,结果如何,大家可想而知。
我在另外一个问题“如何能够拯救中医”中提出了我的观点:我不认为中医到今天就会一直颓势下去,中医还是有机会的,而这种机会,从我们别把中医当中医开始。
我说的这个的意思,不是说要否定中医,恰恰相反,我是要回到中医的本质:中医的本质不是汤药,不是针灸,不是阴阳五行,不是黄帝内经,也不是各种可能有效或者无效,甚至互相矛盾的典籍,中医的本质,只有一件事情,那就是数千年前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那一点真心:治病救人,医者仁心。
传说中的神农,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,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尝遍百草(注意,他尝百草的原因是因为他可选择的条件有限,而不是他先入为主的认为救人只能通过草药),一天中无数次毒,那是怎样的一种开拓精神?
如果当时有人对他说,你尝的这个草的疗效不对,我们吃了是这个这个效果,神农会说什么?
我想他大概会这样,再次尝一遍之后,仔细一寻思,然后一拍脑门,嘿嘿一乐:对,你说得对,我弄错了。
什么是圣人?尽量做对的事,坦然承认自己做错的事——而不是不犯错。
而神农这样的圣人,既然他的目的是治病救人,他是愿意他的后人是否严格使用他的方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,还是愿意后人不断进取,不断尝试新的方法,在历史的长河中,不断积淀,并且积淀的比其他民族都快,有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治疗方法?
我想是后者。
因为历史上的名医,不少都做了这样的工作。
好在,我们发生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这样的说法也不过200年不到,我们还有机会慎重思考到底如何选择,如果再过几百年,以我们民族的特性,大概会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回应,当做“自古以来”的金科玉律,既不敢质疑,也不敢推翻了。
殊不知,让一个自然科学丧失生命力的最好的办法,就是将其奉为永远不可改变的地位,任谁也不能推翻,不管客观事实变为什么样子,都坚持这个理论是绝对真理,不可改变——这种事情,发生在神话里我信,发生在现实里,我们觉得呢?
对了,我记得还有一种维护中医的观点: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,所以研究不明白——言下之意是假以时日,终将证明中医的理论是对的,那时候我们会骄傲的对西方人说:你们看看吧,你们花了多少年证明的东西,我们在几千年前就有了,这只是因为你们的过去的技术不行!
好,我承认有这种可能。
不过在刚才我们的推演过程来看,一个等着对方科学的发展之后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,一个是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科学体系,假以时日,到底是对方的体系远远超过我们的可能性大,还是对方的体系大到“刚好”证明我们的理论体系是对的的可能性大?
各人心中有杆秤吧。
退一步来说,即便最终是西医证明了我们的理论体系,但以西医今天在疾病方面的治疗成果,我们再“复利”的往前推几百年,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提高更多的治疗效果,也就是在消费者心中有更多的治疗效果背书,而这么长的时间里,中医会如何呢?
为了一个将来只是个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的“你们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理解我们”,无形中丧失一些今天的发展机会,值得么?
当然,我不是中医界人士,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,但我想,我们能做的事情是,从民间开始给中医“减减负”,别再用我们先入为主的眼光去要求中医,也别将中医放到神圣不可改变的位置——高处不胜寒,这么大的民间期望,压力是很大的,往往会让一些从业者为了符合这种期望,而做出一些“其他”的事情。
我想,当我们整个社会,甚至中医界不再强制认为“中医就应该如何如何”的时候,大概是我们回归本心的时候,那时候,不管多难,都有可能再创辉煌。
因为,再难,也难不过神农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的基础上,冒死尝百草吧。
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深深的爱着中国的文化,以及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医学。
也正因为此,我更愿意不夹杂民族情感,个人情绪的看待它。
因为这样判断出来的结果,可能才是它未来五千年能够延续辉煌的方式。
哪怕这个结果看起来是暂时不维护它,那又如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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