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方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中医，他们怎么活过来的？难道人家命硬?
中医原本远远超过西医，但在近几百年被西医反超了，原因何在？首先，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：西方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中医，他们怎么活过来的？难道人家命硬?
如果说起西方的医术的话，在现代医学发展出来之前，西方医学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庸医的天下，他们的医生用的治疗方法今天听起来都非常荒谬：放血。
没错，放血。
据说华盛顿，就是因为得了个小病，医生给他放了一升的血，然后，挂了。
对了，西方还有一种很奇葩的治疗方法：水银。
据我所知，这种治疗方法，曾经治疗过梅毒。
所以啊，看起来中西方古代，都与愚昧无知的过去：我们吃水银（丹药），他们抹水银——只不过我们认为吃了水银可以长生不老，他们以为抹了水银可以治疗性病。
当然，从西方人没有中医的情况下，即便经历了可怕的黑死病，还依旧活了下来（实际上除了西方还有各个其他地方）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人类这种生物，和其他生物一样，本身对一些疾病有抵抗作用。
但是这种抵抗，不是个体抵抗，而是群体抵抗。也就是说，遇到某种重大疾病时，总有一些人（即便医疗条件很差）会活下来，而这些活下来的人，就会继续生子，延续人类这个族群的整体生命。
当然，必须注意的是，医疗条件很差的话，人们可能无法活很长时间，所以可能会造成20多岁就死了（孩子刚养大），这样子的话，就有可能无法进行隔代教育（爷爷辈教育孙子），这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验的传承。
但是不论怎么说，有西方活生生的例子（也就是在屎一样的医疗条件下西方人都没死绝），题主的问题就值得商榷了：
1、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西医的时候，是靠种族原本就有的群体抗病的特征，以及中国的医疗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活过来的。
2、没有中医的话，中国人或许会经历比较多的疾病伤亡，但是仅仅以这一个条件，不会造成中华文明的断代（当然，如果因为疾病产生战争，而导致灭国，那就另说了）
不过说到这里，我想先把中医放一放，聊聊西医。
我们刚才知道，现代医学之前的西医非常差，但是也就这一两百年，西医开始突飞猛进，从原本放血，抹水银（一段时间还用放射性元素美容，作死）这么用了死得快的“疗效”，发展到天的生物医学，分子医学，基因医学等等一整套体系，并且还发明了一整套的方法（例如大规模双盲对照试验），几百年发展成这么一套体系，并且治疗效果有目共睹（至少今天大家得病了大部分去医院治疗都是用的西医吧，先不管什么原因，至少证明了西医的有效性）
为什么西医可以这么快的发展起来，而且直到今天，我们看不到任何西医发展变缓慢的趋势，他们靠的什么？
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案例，我想，不论我们心中对我们的中医怎么看，是觉得博大精深还是徒有虚名，都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研究一下西医的发展原因，最差可以做到知己知彼，最好呢，说不定还可以师夷长技以医夷，对么？
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西方医学发展简要史：
1、约2500年前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四体液紊乱导致疾病学说，认为疾病不是“外邪入侵人体”导致的，而与人体自身的紊乱相关，与巫医开始区分。但那时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。
2、约1800年前，古罗马帝国的盖伦继承并进一步丰富了四体液学说；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他的血液耗散与循环学说，导致影响西方医疗1500多年的的“放血疗法”大行其道。
3、600年前，随着欧洲进入文艺复兴，宗教势力影响减弱，意大利解剖学家维萨里通过解剖人体，得以深入了解人体结构，并进一步提出对盖伦学说的质疑。
4、500年前，英国医生威廉·哈维提出封闭式“血液循环”的观点，否定了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。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。
此后人们对许多疾病的机制从形态学、流行病学甚至细胞水平都有了深入的认识，但是有效地治疗手段仍十分缺乏。医生的作用更多的是：诊断疾病、告诉患者疾病的预后、使用有限的药物缓解一些症状，以及适当的安慰。
5、150年前，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证明了病菌致病的原理，并创立的微生物学，使得针对病原菌的预防与消灭成为可能，从而大大降低了感染疾病、手术与分娩的死亡率。同时代微生物学家还有德国医学微生物家科赫。
6、100年来，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，合成化学药物用于治疗疾病，其中抗生素陆续被发现或制造，使得对微生物导致的各类感染性疾病能有效的控制，使得人类寿命大大延长。
7、50年前，物理学量子力学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。1953年，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，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，使疾病的认识、研究与治疗深入到分子层次。
8、本质上，从150年前开始，医学才算真正的与科学结合，使之在认识疾病与开发治疗方案的方法上，全面采用科学原理与方法论，成为“现代医学”，是最“年轻的科学”。
大家发现什么了么？没错，西方医学的变化，是从对西方过去的医学理论的否定开始的。尤其是500年前的英国医生威廉·哈维提出封闭式“血液循环”的观点，否定了1800年前的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。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。
而这个否定，不是杠精式的就认为盖伦不对——要知道1800年前基本上是我国的三国时代，说个不恰当例子，也就是华佗哪个时代，这意味着500年前的西医，要否定延续了1200多年的，和华佗一个时代（也可能是一个地位）的人物——而是基于之前的解剖学，发现人体的血液系统与盖伦所提出的理论不一致，所以在随后果断就否定了这套理论。
换句话说，西医的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理：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只要发现的实验和之前的理论不符，那就否定理论，然后建立新的理论。
这在今天看起来，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，并且西医直到今天，还是按照这套方法论在演进，可想而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西医可以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。
我们能从中学点儿什么呢？
没错，如果我们遇到发现的实例和我们的医学理论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恐怕这时候有些人就犯嘀咕了：按理说应该是实际案例不一样的时候，就修改理论啊，可是中医理论谁敢修改啊，那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我们是炎黄子孙啊，改了中医理论，那中医还是中医吗？那我们岂不是背祖忘宗？
别急，我们站在西方500年前的那位医学家的角度，他会不会担心他的反对1800年前的盖伦老祖宗是背祖忘宗？他会不会担心如果不按照“自古以来”的四液体理论，血液理论，而是反对这个，那么西医是否还会是西医？会不会变成奇葩的医学？整个西方人还会不会是西方人？那会不会成了怪物？
当时会不会有西方人跳起来骂这位500年前的威廉·哈维医生：你有什么资格改我们用了1200年的医学？如果盖伦的医学理论有问题，那么这么多年我们西方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？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盖伦的医学，我们西方人就会绝种了！
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位威廉·哈维医生有没有这么样纠结过，有没有被整个西方社会质疑过，我们知道的是，这次否定之后，西方开始了一条“否定，否定之否定”的快速进阶之路，换句话说，如果威廉哈维医生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他很欣慰自己没有选错。
因为他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是西医，西医怎么样就不是西医，也不去纠结是否要厚古薄今，而是一个简单的目的：治病救人，医者仁心。不论什么医生，应该首先心怀的是这个理念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与现实不符的，就应该被修正和摒弃，因为这是救人，不是玩政治，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必要，也没有资格在现实与并不相符的理论面前，选择站在理论这边。
换句话说，西方医学进步的很大因素，是两点：
1、并不先入为主的定义“什么是西医”，西医的特色都有什么，这是一个开放的状况，这意味着不画地为牢，只要什么东西效果好，就研究什么东西。
2、并不担心否定之前的理论，不管这个理论有多长时间，只要与现实实验不符，就可以否定（不迷信权威）。
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现冲突，我们会怎么办？
各位可以自己想象，我先介绍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：解剖后发现人体经络与过去理论不符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做的。
发现这个问题的人，离我们今天不远，是1800年代的人，叫王清任。
这是一位医学家，也是一位解剖学家。
下面是他的故事：
嘉庆二年(1797)，王清任至滦县稻地镇行医时，适逢流行“温疹痢症”，每**小儿百余，王冒染病之险，一连10多天，详细对照研究了30多具尸体内脏。他与古医书所绘的“脏腑图”相比较，发现古书中的记载多不相合。王为解除对古医书中说的小儿“五脏六腑，成而未全”的怀疑，嘉庆四年(1799)六月，在奉天行医时，闻听有1女犯将被判处剐刑(肢体割碎)，他赶赴刑场，仔细观察，发现成人与小儿的脏腑结构大致相同。后又去北京、奉天等地多次观察尸体。并向恒敬(道光年间领兵官员，见过死人颇多)求教，明确了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。
王清任也曾多次做过“以畜较之，遂喂遂杀”的动物解剖实验。经过几十年的钻研，本着“非欲后人知我，亦不避后人罪我”，“唯愿医林中人，……临症有所遵循，不致南辕北辙”的愿望和态度，于道光十年(1830)即他逝世的前1年，著成《医林改错》一书（两卷）。（为了保证不是我杜撰的，上面这段文字是我粘贴互动百科的）
而这本书中，虽然由于他的时代限制有一些错误，但是确实提出了五脏六腑与古医术中的所载并不符合。
为什么王清任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呢？因为他发现古人关于五脏六腑的很多描述互相矛盾，而“著书不明脏腑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；治病不明脏腑，何异于盲子夜行。”，这是一位医者对自己，对行业负责任的态度，也是因为这个态度，他才敢冒着“数典忘祖”的风险，提出这个巨大问题。
历史是不是非常的相似？
600年前，西方的医生通过解剖发现人体与古籍有异，100年后，威廉医生在其基础上否定了古代的医学理论，开始了现代医学的萌芽时期。
300年前，我国的医学家王清任先生，也通过解剖发现了现实与理论不符的地方，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发现。
可是随后的故事，我们就没有西方这么幸运了。
按理说，如果发现了解剖的事实与古医术中不符，那就赶紧把古医术看看哪里错了，然后哪里错了改哪里，改了之后能用就继续用，不能用就赶紧研究新的——这毕竟是好事儿，毕竟我们有着这么多年的医学历史，就算研究新的，也肯定会很快，毕竟厚积薄发么。
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，王清任医生去世不到一百年，出了一个叫恽铁樵的人，他并没有核查，修改古医术中的这个问题，而是在《群经见智录》中提出了一个“息事宁人”的观点：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。
注意：这是中国医学史上，第一次承认自己的理论中的器官并不指现实中的人体器官，而这个时间，只是190年左右（恽铁樵1878年-1935年）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总说的“科学发现不了中医中的XX东西”，我们中医中的五脏六腑，并不是人体真正的五脏六腑之类的说法，并不是“自古以来”的医术里面讲的，而是距今不到两百年的一个人说的而已。
大概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存亡时期，所以中华的任何代表东西都不能出问题，所以大家都接受了这个说法。
但是大家注意，如果我们和西方的500年前的否定盖伦的时间相比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和西方医学史，在同一类事件，做了完全不同的决定：
1、西方的决定是：发现理论与客观现实不符，修改理论以符合现实。
2、我们的决定是：发现理论与客观事实不符，修改理论以与现实无关。（抱歉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，但是自从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这种说法出现之后，中医的理论，就很难与现实作对照了，因为你任何发现都可以说中医XX，指的不是人体真实的XX）
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
实际上我们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否定前人理论的事件，比如孙思邈否定了张仲景的五石散，李时珍做本草纲目的缘起也是觉得之前的医书中写的乱七八糟，所以自己干脆写一本拨乱反正，但是这些名家的否定前人的目的，以及努力的方向，都是让当时的医学现实与过去的理论不符合的时候，通过现实修改理论，让理论能更好的贴近现实，以为现实服务——不论新的理论是否完备，但是就从其基于现实否定理论，并且建立更贴合现实的理论来说，这个方法论是进步的。
但是恽铁樵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的说法，是让中医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隔阂，这意味着，以后中医的理论即便再能自圆其说，也没法与现实之间做严密的对应关系，这样一来，就会产生三个大问题：
1、中医理论失去了自我进步的一个强大契机：我们知道，任何科学理论（医学也算科学）的进步，大部分是由于现实的发现和理论之间产生了差别，然后人们研究这个差别，再次发现新的理论，来促使理论进步的——也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里的上层建筑自然是中医理论。而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的提出，等于失去了现实这个对应的锚点，理论自然可以自圆其说，但是正因为理论可以自圆其说，而现实发现的与理论的差别就发生了模糊（即可以说是理论之XX，非现实之XX），自然也就失去了进步的机会——而且我们知道，任何现实与理论区别的发现，都等同于动了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的奶酪，所以在各方利益的驱使下，都会倾向于更加的让理论与现实之间“无关”来解决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。
2、中医将陷入讨论“什么是中医”的封闭循环——这句话可能比较难理解，我举一个反面例子，假如我们没有遇到西医，我们自己的医学正常发展，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科学的发现，我们自己也会发现新的治疗方法，并且由于教育的兴起，我们会掌握更多的工具：数学，逻辑，归纳，演义，显微镜等等，这意味着我们也有可能出现某些化学合成药，手术，消毒方法，甚至从整个方法论层面提出“大规模双盲对照实验”，让我们的医学更进一步——但是我们的理论开始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时，我们就开始关注我们的“过去的医学理论了”（因为就想第一点一样，理论没有现实的指引，很难再更新），而基于过去的理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基于过去的理论进行推演，这将导致我们能，且仅能靠过去的理论，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：
因为提出中医理论与实验发现的人体事实并无直接对照关系，所以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
因为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，所以中医要进步，就只能依靠过去的理论推演。
因为只能靠过去的理论推演，所以过去的理论必然神圣不可更改（否则你还怎么推演？）。
因为过去的理论神圣不可更改，所以随后发现的任何现实与中医过去理论的差别，都只有一种解释：继续加剧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无直接对应关系。
以上循环，不断往复，就必然出现一个结果：将中医模式化，固定化。也就是说，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固定思维：XX是中医，XX不是中医。（因为理论推演的根源只有过去的理论，没有新发现的差距）。
而我们知道，如果一种明明是治病救人的，与科学相关的理论，过于强调XX是中医，XX不是中医的时候，如果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，我们就会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，主动与其产生距离，并且如果这种新的治疗方法是外族人发现的，在民族自尊心，以及文化优越感的“诱惑”下，让我们继续和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保持距离。（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是强势文化，所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，我们自己内心中的文化优越感是很强的）
这意味着，当我们不断定义中医是什么的时候，讨论XX是中医，XX不是中医的时候，中医无形之中走入了一个“绝境”：当我们定义好XX是中医的时候，外族的新的治疗方法，并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要学习？如果学习，意味着可能要和之前的理论不符，如果不学习，意味着我们必须靠自己原本的理论（而且是确定不能修改的理论）的基础上，演进中医。
很明显，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。
别的医学在发现新的治疗方案、医学理论，甚至整个医学体系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发现而发生“革命”，在这套方法论下，即便今天这个医学不怎么样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发展迅速，因为它靠的不仅仅是自己，还有整个世界。
而我们呢，缺了这么一块。
当然，我不知道中医界内部是否是按照我的这个推演在进行（我这是极端情况），但是我发现我们民间，有意无意的在往这方向走：
如果我们说中医不科学，得到的中医粉的答案往往是：中医所指的XX根本就不是你发现的那个XX，人家是五行中的XX。
如果我们说中医的某些东西无法用今天的技术去验证，得到的答案往往是：我们是自由体系的一套东西，和其他的体系（尤其是西医）并不是一套，自然不能用他们的体系去验证。
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了。
对以上的对话我不做谁对谁错的评价，我只想问的是，假以时日呢？
我们有了上一个五千年，那么往下再走个五千年呢？
西方的医学（其实应该叫现代医学），时刻期望着新的发现，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案来扩充自己，为此甚至不惜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寻找古老的治疗方案，并且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研究，让其效果更佳（比如屠嗷嗷的青蒿素诺贝尔奖），这是怎样的进步速度？很可能是复式增长。
而我们的中医呢？在不断的“正统中医”，“你们外人不懂”，“老祖宗的东西都被你们丢尽了”，“你知道中国人过去五千年考什么活下来的吗？”之类的争论中不断内耗，中医举步维艰：如果中医学习了世界上其他的医学方案，会不会面临着“这还是不是我们理论体系中的中医，这与我们的理论体系完全无关啊！”之类的质疑，但是如果中医不学习其他优秀的医学方案，很明显等于放弃了一次进步的机会。或许我们底子厚，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多，放弃一次两次没关系，但架不住未来五千年一直放弃啊！
当然，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说中医不会进步，而是说，在“XX是中医”这种人为的画框架的前提条件下，我们的进步效率没那么高，而且是否真的进步了我们也不知道（因为与现实的连接并不紧密了）。
第三，中医会逐渐变成一个“名头很响，但是被礼貌性的束之高阁的学说”，人们不说信与不信，但是逐渐都转为西医的用户了。若干年后，成为了一个传说，一个只有叹息的传说。
人是现实的动物，不论故事里的神医多么牛逼，理论多么完备，在病这方面，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确切可以治疗的方案，这在“中西医”差别不大，甚至西医在某些病症上可能好一点的情况下，还会因为民族情绪，个人信仰，道听途说等随机选择中西医的话，那么如果真如前面所说，中医的进步速度比西医慢的情况下，若干年后，很可能出现人们口头上还是说中医是我国之瑰宝，民族之骄傲，但是在具体得病的时候，大概率会选择西医，这样一来，中医的生存空间会更小，一旦生存空间小，必然有一部分内部人士开始以民族大义向国家要政策或者资源，而以咱们过去的经验来看，很多行业一旦有了政策和资源，往往出现更加的不思进取，停滞不前的倾向。
这样，一个很难解的恶性循环就此诞生。
而在这个时候，提出将中医的理论进行革命，会更加难。因为国家提出政策支持的是中医，那么那时候所谓的理论革新（注意我用革新这个词已经很轻了，也有可能是全盘推翻，就像500年前西方人推翻他们之前的理论一样），必然会有很多人质疑“这种革新还算不算中医？”，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给资源的国家，也必然会来自于中医系统内部已经占有很多现有资源的势力（革新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丢失）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会发现，官方，系统内部，民间，都有意无意的在质疑这种革新，这样一来，结果如何，大家可想而知。
我在另外一个问题“如何能够拯救中医”中提出了我的观点：我不认为中医到今天就会一直颓势下去，中医还是有机会的，而这种机会，从我们别把中医当中医开始。
我说的这个的意思，不是说要否定中医，恰恰相反，我是要回到中医的本质：中医的本质不是汤药，不是针灸，不是阴阳五行，不是黄帝内经，也不是各种可能有效或者无效，甚至互相矛盾的典籍，中医的本质，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数千年前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那一点真心：治病救人，医者仁心。
传说中的神农，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尝遍百草（注意，他尝百草的原因是因为他可选择的条件有限，而不是他先入为主的认为救人只能通过草药），一天中无数次毒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开拓精神？
如果当时有人对他说，你尝的这个草的疗效不对，我们吃了是这个这个效果，神农会说什么？
我想他大概会这样，再次尝一遍之后，仔细一寻思，然后一拍脑门，嘿嘿一乐：对，你说得对，我弄错了。
什么是圣人？尽量做对的事，坦然承认自己做错的事——而不是不犯错。
而神农这样的圣人，既然他的目的是治病救人，他是愿意他的后人是否严格使用他的方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还是愿意后人不断进取，不断尝试新的方法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断积淀，并且积淀的比其他民族都快，有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治疗方法？
我想是后者。
因为历史上的名医，不少都做了这样的工作。
好在，我们发生“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”这样的说法也不过200年不到，我们还有机会慎重思考到底如何选择，如果再过几百年，以我们民族的特性，大概会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回应，当做“自古以来”的金科玉律，既不敢质疑，也不敢推翻了。
殊不知，让一个自然科学丧失生命力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将其奉为永远不可改变的地位，任谁也不能推翻，不管客观事实变为什么样子，都坚持这个理论是绝对真理，不可改变——这种事情，发生在神话里我信，发生在现实里，我们觉得呢？
对了，我记得还有一种维护中医的观点：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，所以研究不明白——言下之意是假以时日，终将证明中医的理论是对的，那时候我们会骄傲的对西方人说：你们看看吧，你们花了多少年证明的东西，我们在几千年前就有了，这只是因为你们的过去的技术不行！
好，我承认有这种可能。
不过在刚才我们的推演过程来看，一个等着对方科学的发展之后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，一个是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科学体系，假以时日，到底是对方的体系远远超过我们的可能性大，还是对方的体系大到“刚好”证明我们的理论体系是对的的可能性大？
各人心中有杆秤吧。
退一步来说，即便最终是西医证明了我们的理论体系，但以西医今天在疾病方面的治疗成果，我们再“复利”的往前推几百年，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提高更多的治疗效果，也就是在消费者心中有更多的治疗效果背书，而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中医会如何呢？
为了一个将来只是个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的“你们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理解我们”，无形中丧失一些今天的发展机会，值得么？
当然，我不是中医界人士，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，但我想，我们能做的事情是，从民间开始给中医“减减负”，别再用我们先入为主的眼光去要求中医，也别将中医放到神圣不可改变的位置——高处不胜寒，这么大的民间期望，压力是很大的，往往会让一些从业者为了符合这种期望，而做出一些“其他”的事情。
我想，当我们整个社会，甚至中医界不再强制认为“中医就应该如何如何”的时候，大概是我们回归本心的时候，那时候，不管多难，都有可能再创辉煌。
因为，再难，也难不过神农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的基础上，冒死尝百草吧。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深深的爱着中国的文化，以及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医学。
也正因为此，我更愿意不夹杂民族情感，个人情绪的看待它。
因为这样判断出来的结果，可能才是它未来五千年能够延续辉煌的方式。
哪怕这个结果看起来是暂时不维护它，那又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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